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通过祭孔宣示普世价值，通过祭朱承接中原道统，这是大清凭借“枪杆子”夺取政权之后，能够迅速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对执政合法性资源之“饥”，成为这个新政权的政改之“机”，也造就了其最终走出“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的宿命之“基”。
顺治二年(1645年)，精锐的八旗军在31岁的豫郡王多铎的率领下，打过长江去，攻击全中国。经过惨烈的战斗和更为惨烈的大屠杀之后，大明帝国的故都南京以及江南的财赋重地，在尸山血海中相继沦陷。
捷报传来，刚刚定鼎北京不足一年的大清帝国自然一片欢腾。但是，帝国的领导核心、年仅33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并不轻松。多尔衮在掌管这个正在迅速扩展的帝国的过程中，尤其是本以为柔弱温顺的江南人，却意外地成为八旗军征战以来遇到的最为勇敢和坚定的抵抗者，令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枪杆子里可以出政权，但是，光靠枪杆子绝对维持不了政权。朱元璋曾说的“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如同一把诅咒之剑，悬挂在他和清王朝的头上。为丰厚的战利品而欢呼的八旗将士，可以不去思考这些，而他，作为七岁小皇帝顺治的摄政者和这个新帝国的缔造者，却不能不想得更远。
于是，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腥“薙发运动”的同时，一场宁静、柔和而浩大的政治改革，在新帝国中开始推行，而这将彻底改变这个帝国的国运。
被“绑架”的读书人
新任浙江总督张存仁，原是明朝的宁远副将，后来随祖大寿降后金(清)，此次随多铎进攻江南，占领江南后，被任命为浙江总督。
张存仁亲身经历了江南的惨烈战斗，见证了江南人的“玉碎”式抵抗，深有感慨。他给中央上书分析道：抵抗者主要是两种，一是读书人，二是农民，而要应对这两种抵抗者，靠枪杆子绝非最好的办法。张存仁提出了两种“不劳兵之法”，这就是“开科取士”和“薄敛劝农”。他在奏折中说：“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行镯免薄税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随逆之心自消。”从这份奏折看，这位背叛大明王朝的将军，有着相当的政治敏锐性，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读书人只需要出路，农民只需要活路，出路和活路都有的话，他们并不在乎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的人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