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关羽与荆州的最终命运的过程里，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种必然、而且带有直接性质的因素。但没有人需要负直接责任，并不代表没有人需要负责任。在追踪这场来去匆匆的荆州覆败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难发现一条权力重新分配的伏线，在时隐时现。
几种责任认定
建安二十四年冬，关羽水淹七军，生擒庞德之后，遭遇江东集团的偷袭，后方的公安、江陵等重镇瞬间落入敌手。腹背受敌之下，关羽军团迅速土崩瓦解。十二月，关羽及其子关平等于临沮被俘，随后遭到处决，传首于曹操。
从大胜到大败，从军锋直逼许都迫使枭雄曹操亦有迁都之意，到全线崩溃军败身亡丢失荆州，前后不过半年。如此短的时间之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在战争史上虽非特例，但也实属罕见。探究关羽覆败之谜遂成后世史家莫大的兴趣所在，各种解释也就应运而生。总结起来，大致上有这么三种说法：
（1）关羽负责说。
这种说法认为：荆州覆败这件事情乃关羽本人自作孽，不可活。此人“性护前”，骄傲自大；又不善于处理内部关系，“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遂致荆州军团的领导班子内部矛盾丛生。同时还拒不执行诸葛亮《隆中对》中早已拍板了的联吴为盟的基本外交政策，对孙权主动联姻的提议作了粗暴的拒绝。性格决定命运，关羽实际上是死在了自己这种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性格上面。
（2）诸葛亮负责说。
持此观点者认为：从水淹七军到军败身死，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成都方面未出一兵一卒支援荆州，这种现象太反常。而作为刘备身边的主要智囊，亲自提出了“跨有荆益”的集团发展蓝图的诸葛亮，面对着发生在荆州上空的风云变幻，竟然没有向刘备提供一字半句的判断和建议，这更加反常。
据此，持此观点者进一步认为：诸葛亮缄口不言的沉默态度实际上是不负责任，是在玩忽职守。而且是有意为之。原因很简单：诸葛亮胸怀大志，他希望人主不仅仅能够“贤”自己，还希望人主能够进一步地“尽”自己，让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空间。“尽”的出仕标准决定了诸葛亮所谋求的既不是什么贴身秘书，也不是什么办公室主任，更不止于某一部门主管，而是拥有全部经营大权的总经理。这位以职业经理人为人生目标的卧龙先生进入刘备集团之后，很长时间里都只能屈居第三把交椅。关二成了他必须逾越却又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刘备在世之时这道障碍已经如此顽固，刘备去世之后，其棱角势必更加锐利与突兀。所以，当荆州上空危机四伏的时候，诸葛亮一反常态地沉默了。而他的玩忽职守导致了刘备对荆州局势的恶性发展掉以轻心，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最终铸成恨事。
（3）刘备负责说。
这种观点将成都方面不发一兵一卒救援荆州的主要责任追究到刘备身上，而不是诸葛亮。认为救不救关羽只能是刘备自己的意思，诸葛亮还不足以左右这个大局。至于刘备的用意，则是想假手江东集团除掉关羽，以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继承人刘禅扫清障碍，扫除未来潜在的权臣。
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
在肯定“刘备负责说”这一观点之前，有两个难题亟需做出合理的解释：（1）该如何看待刘备和关羽之间所谓的“恩若兄弟”、“名为君臣，实犹父子”的亲密关系？（2）以放弃荆州这种方式除掉关羽，这种巨大的代价，刘备是否愿意？
当然，在预设立场之后，做出“合理”的解释其实并不难。
其一，刘备能够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将“恐易世之后难以制御”的养子刘封处死，可见紧要关头儿女情长坚决地服从于政治利益是刘备的基本行事准则。刘封之于刘备是养父子关系，关羽之于刘备是义兄弟关系（“恩若兄弟”），二者具备了相当强的可比性。刘备既然能够忍痛杀掉养子刘封，自然也就具备了借刀杀人除去关羽的可能性。
其二，对于刘属荆州的实际价值，需要重新做出评估。
自刘表死后，一直到关羽覆败，这段时间荆州始终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早期是刘备、刘琦、刘琮三足鼎立。赤壁之战以后，变成曹操、刘备、孙权之间的三足鼎立??曹操据有荆州北部的整个南阳郡、南郡的一部分、江夏郡的一部分。孙刘双方战后就“分赃”问题先后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协商与调整。建安二十年，孙刘双方达成了一个书面的协议，“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南郡、零陵、武陵以西”这部分地区实际上就是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所丢失掉的那部分荆州，就面积而言，仅占整个荆州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荆襄七郡：南阳郡、江夏郡、南郡、长沙郡、桂阳郡、零陵郡、武陵郡。刘属荆州仅仅拥有半个南郡、一个武陵郡和一个零陵郡）。
除了面积的大小之外，还应该全面地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来立体考察刘属荆州的价值的大小。
荆州的政治中心历来都偏重于北方的襄阳、宛城，这些重镇都控制在曹操的手里。
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南阳郡人口为243万余，长沙郡人口为105万余，这些人口大郡都不归刘备所有（虽然这不是汉末动乱之后的数据，但仍不减其代表性）。
荆州的文化重心偏北，故而荆北乃荆州人才的渊薮，刘属荆州部分除了零陵郡的开化程度稍高一些外，武陵郡根本就是蛮荒之地。
故而，和曹、孙两家相比，刘属荆州在政治、文化、人才方面完全处于劣势。更要命的是，刘属荆州在经济上也极其落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吃饭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长沙）后汉时亦为荆州大郡，吴蜀分荆州，长沙属吴，以是蜀之资粮恒虞不给”。位于洞庭湖平原之上的长沙郡物产富饶、人丁繁庶，乃千年鱼米之乡。建安二十年，孙刘两家重新“分赃”，将原属刘备集团的长沙郡划归江东，自此之后，荆州军团的后勤补给便不再能够自给自足，相反，需要仰仗成都方面的支援。
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关羽统率下的荆州军团实际上成了刘备的一大负担、一个包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荆州已经成为他的一块不能承受之重，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扔掉这块“鸡肋”能够同时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关羽这个巨大的潜在危险因素，也许，刘备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所以，第三种解释，貌似也很合理。
提前预设立场的好处，在于可以很轻松地为自己的立场找到证据。但坏处也显而易见：容易蒙蔽真相。所以，探究历史真相的最佳方式，是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立场，重新回到最原始的史实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