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旁证周瑜好酒量的,还有一个特别的故事。说是他的上级领导孙权,一次举行酒宴,与群臣同欢,三爵之后,便有些飘飘然了,一时兴起,竟不顾君王体面,跑到群臣中间“自起行酒”,说不好听点,就是强行劝酒了。其中一个叫虞翻的大臣招架不住,便倒在地上装醉,待孙权走过去,又坐了起来,不料被孙权逮个正着,于是孙权大怒,“手剑欲击之”,后来在大臣的好言劝说下方才罢休。这个故事一来说明孙权好饮,酒量却实在不行;二来说明孙权这样的领导也喜欢在酒宴上,玩些以酒量和态度“度量”下级的把戏。
在古代,作为臣子,好酒量和好酒风是必备的政治素养。在臣侍君的宴席上,若君王赐酒,一般是三爵,按《礼记·玉藻》的要求:“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若是像虞翻那样,不喝也罢,还要耍赖打滚,实在是失礼之举。相对而言,恪守君子风范的周瑜,无论是酒量,还是酒风,就要大方得多,漂亮得多,这大概也是孙权喜欢周瑜的理由之一吧。周瑜更招人喜欢的一面,是他的音乐造诣以及讲究生活情趣的个人品位。想想看,在那个乱世,整个社会礼崩乐坏,纷纷陷入一种末世狂欢的风气之中,酒宴之上多是狂吃滥喝的不堪场面,谁又会在乎“礼乐”的好坏对错呢?但周瑜不同,他在乎。对于演奏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细节,他都能察觉得出,而且“知之必顾”。屡屡地再回首,颇耐人寻味。他这样做,并非向当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乐伎们显摆他高超的音乐鉴赏水平,而是在他这样的君子心里,有着更深一层的忧虑。在古代中国,礼乐是颇有分量的东西,正如《礼记·乐论篇》所言:“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如果连象征天地之和的“音乐之声”都是曲不成曲、调不成调,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呢?时人津津乐道的只是“曲有误,周郎顾”的偶像传奇,却不懂他作为一个“唯君子能知乐”的清醒者和理想者的苦痛和敏感。
“秋后问斩”一词中的“秋后”一般是指秋、冬两季。“问”在司法领域的本义是审讯,后来衍生出了“判处”的意思,而“问斩”就是指判处死刑。文献上还有“问绞”、“问徒”、“问遣”等一组词,其中的“问”也都是指判决。从字面上看,“秋后问斩”就是指秋、冬两个季节可以判处和执行死刑。“秋后问斩”还要从它的源流谈起。
从现有史料上看,“秋后问斩”最初可能是一种司法习惯,或是一种理想中的司法原则。我们已知的最早谈及了这个问题的材料是《左传》。《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传》记载蔡声子在与楚令尹子木对话时,就有“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说法。这一段对话非常有名,它也是“楚才晋用”这个成语的出处。蔡声子说秋冬行刑是“古之治民者”的规矩,这种说法未必可信,因为古人一般都有崇古倾向,很多人经常给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贴上一个古人如此为之的标签,以使自己的观点看起来更为可信。此外,《十三经》中有一本专门介绍古代理想官制的叫《周礼》,它将理想的职官制度中的官位分为了天官、地官、春官(看清楚了,这一竖是竖下来的,宝盖头下面不是两个“口”)、夏官、秋官和冬官六种,其中的“秋官”就是“掌邦禁”的“司寇”及其下僚们。《周礼》是什么时候的书,学术界尚众说纷纭,从认为作于战国初的,到认为作于战国末的,再到认为作于西汉初的,说法很多。如果我们按照这些观点的上限,认为这是战国初写成的书,那么这就又是一条表明战国后期以前的古人已经存在将秋与刑法联系在一起的观念的重要证据。魏延造反乃千古奇冤?诸葛亮杀魏延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