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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宫规严格缘何多昏君
虽然累的够呛,但对于参与的官员来说,经筵却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要参与经筵,得够品级。主持经筵的,不是内阁大学士就是勋臣,都是朝廷的重量级人物,而经筵的讲官,则主要由翰林学士充任,担任讲课的翰林学士,也基本属于朝廷的重点培养对象,未来很可能就是国家的顶梁重臣,比如朱祁镇执政的第二个时代——天顺年间的两位内阁重臣李贤和彭时,便是朱祁镇九岁登基时的经筵讲官。所以,在参加经筵的这件事上,大臣们既相当有兴趣,又相当积极。
大臣们有兴趣,可皇帝们,却是越发的没兴趣。事实是,当经筵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模式确立后,之后明朝历代皇帝参加经筵的次数与态度,却是一代不如一代。朱祁镇的儿子明宪宗朱见深,以及孙子明孝宗朱祐樘两代执政时期,尚能保证经筵的如期举行,可朱见深参加经筵时,就已经越发没有积极性,按照《明实录》的说法,他经常无精打采的听,听完了连话都懒得多,如此消极,连大臣们也看不下去了,御史陈音就曾上奏说:皇上您参加经筵,不能光听我们说,您也得提问题啊。再到后来,经筵举行的次数,就越来越少,本来应该按时举行的经筵,经常会以各种理由取消,按照《明史》的说法就是“进讲之日少,辍讲之日多”,皇上也学会旷课了。
而到了明武宗以及之后的皇帝,不但逃课,而且还学会了逃学。明武宗朱厚照时期破天荒的规定,把每月应该三次的经筵,减少为每月一次。之后他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即位,还曾下旨取消经筵。后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更过分:本来经筵是每个月三次,他改成分“春讲”和“秋讲”,每年讲两次意思意思得了。
而即使如期举行的经筵,到了明朝中后期,也就变成了意思意思。基本成了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礼仪。而明朝皇帝之所以越发讨厌经筵,不止因为不爱学习,也因为经筵越发变得含沙射影:明朝中后期党争日烈,经筵也变成了战场,文官给皇帝开经筵,表面上是讲学问,其实却是以讲学为名,多讲国家大事和个人的政治主张,甚至还不乏借经筵的机会攻击政敌。比如《明史》上就说这是“讲官于正文外旁及时事”。也有一些老实巴交的讲官,踏踏实实讲学问,但都是挑着讲,什么好听讲什么,讲出来的内容千篇一律。如此下去,皇帝当然越听越烦,经筵,也就越讲越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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