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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宫规严格缘何多昏君(2)

 更新时间:2014-07-23 07:46


  
  但总的说来,朱元璋时代的经筵活动,对于明初各项国家政策的制订,主要作用还是积极的,尤其是当时明朝历经战乱,百废待兴,通过经筵,可以探讨历代治国的得失,商讨正确的治国策略,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公费教育政策,乃至国民福利政策,许多都是通过经筵得以确定的。同时,经筵也成了朱元璋特殊的“官员选拔会”,许多名列《明史》,以治民著称的“循吏”,都是通过经筵崭露头角,得以被朱元璋委以重任,从此青史留名的。在朱元璋身后,从建文帝朱允炆到宣德帝朱瞻基时期,经筵皆是当朝帝王重要的政治活动,然而,那时候的经筵,在制度上并无明确的规定,每年搞多少场,每场搞多大规模,每场在哪里讲,多长时间搞一次,全凭皇帝自觉。当然,那几位皇帝也很自觉。
  
  而到了朱元璋的重重孙——明英宗朱祁镇登基的时候。经筵,终于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下来,而这件事情的促成,却是因一起“偶然事件”,先是尚健在的明宣宗朱瞻基,命阁臣杨士奇起草诏书,宣告皇太子朱祁镇出阁读书,谁知诏书前脚刚下完,后脚朱瞻基就驾崩了。年仅九岁的朱祁镇仓促即位,虽然身份从“太子”变成了“皇帝”,可教育工作还是不能放松,于是杨士奇就上奏说:皇帝接受教育,与太子和亲王都不同,应该命礼部详细的制订规则,以“经筵”为方式进行。明英宗准奏,于是经筵,也就有了其固定的模式:每月三场,分别是当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三天,地点在文华殿,讲课的讲案,要设在皇帝坐的御案稍东,早晨先由司礼监的太监呈上当日要讲的经书,书是《大学》,经是《尚书》,两书都要放在御案上,《大学》放在御案的东侧,《尚书》放在御案的西侧。每次讲课,设讲官俩人,要提前写好讲义,预放在讲案上,是日早朝过后,皇帝亲临经筵,三师三少等重臣先行三叩九拜礼,由鸿胪寺官引导依次上殿。两个讲官一东一西出班,先给皇帝行叩头礼,然后伺候皇帝听课的展书官,上前帮皇帝把书打开,等讲官讲完了,再由展书官跪着上前把书合上,等着讲课结束后,皇帝还要御赐大臣酒饭,各官员先行叩拜礼给皇帝,然后到左顺门吃饭,吃完后回来再向皇帝行谢恩礼。一场经筵才算结束。且不说听课的辛苦,就这套前后的繁文缛节,也足够把人累的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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