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历史的一刻--这场历史的审判，不仅是对历史问题一个很好交代，也是中国律师制度确立的一个历史起点。虽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大恶极、祸国殃民，但是我们国家的法律依旧给了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当时指定为江青辩护的律师，后来又做了李作鹏辩护律师的张思之先生，在“两案”之后20年，接受了本刊的独家专访，而且是首次接受媒体采访。
张思之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书，书名叫《我的辩词与梦想》，与我而言，阅读辩词仅仅是兴趣，仅仅是喜欢辩论的快感。张思之究竟何等人物，此前我根本不知，然而在书的末页，我却突然看到“曾指定为江青的辩护律师”、“李作鹏的辩护律师”的字样，这是何等的扎眼！书是学林出版社出的，我立刻给该书的主编出版社的成江老师打了电话，说我想采访一下张思之先生，请他务必帮忙，成江老师二话没说，立刻答应给我引见张老。
江青被押上法庭
就这样，2001年3月19日上午9点半，我终于在北京见到了70有余、神采不减的张思之先生。先生说，这么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就“两案”辩护事宜接受记者采访。去年，某家重量级媒体曾经用尽各种方法想要采访他，被他断然拒绝。
在采访结束时，思之先生说：“原来我以为，这次采访，仅是为了这本书，没想到你越问下去，我越觉得不对劲了，不过，我看你年轻有冲劲，所以我也不太好意思拒绝你，今天我所讲的，都是我能回忆起来的东西，我想即便是我的回忆录，至少‘两案’这一段也不会比今天回忆的更详细了。”
有谁愿意为江青辩护？
新民周刊：当时您被任命为“两案”辩护组组长，这是谁指定的？为什么要定你？
张思之：当时的司法部副部长陈卓要北京市出4个专职律师，上海出2个专职律师，一共由18个律师组成辩护组，组长原定为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陈守一，但是陈守一说自己身体不太好，坚决不肯干。结果陈卓就要我出任辩护组组长。
新民周刊：这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其他人也许情感上不愿站在全国人民的对立面，去给一伙“害虫”辩护，选择退，也是情理之中，那为什么您没有退呢？因为据我所知，您在文革期间也被“四人帮”迫害过，后来又指定你做江青的辩护律师，你也没有退却，那么您的出任是不是有想出名之嫌呢？
张思之：当时上海有个韩大姐，韩学章，从我的观点来看，她给江青做律师是比较合适的，不只是因为都是女性的关系，韩大姐也是一个老律师，水平也很高，她是上海律师协会的，但是当时她说不舒服，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绝对不肯出任江青的辩护律师。到时候，不是全国人民都骂你么，骂你竟然当江青的辩护律师。
在北京，我是主管业务的，而我自己的业务还过得去，别人都可以退，但我不可以，这是组织上的任务，不干行吗？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不太驯服，但是在组织上我是绝对地服从，组织上讲的，我照办不勿。
新民周刊：当时是江青主动提出要请律师的？
张思之：是她主动向特别法庭提出的。
新民周刊：那我们后来在电视上看到都是江青自己在为自己辩护，这是怎么回事？
张思之：后来，我最终没有成为江青的律师。
新民周刊：为什么呢？
张思之：我和华东政法学院的朱华荣一起去见了江青，朱华荣是一个专攻刑法的非常好的老师。实事求是的讲，我当时去见的时候，没有带任何偏见和陈见，也没有想过一定要达到怎样的目标，我只是觉得我主要是完成任务--任务就是搞清楚江青是不是真的需要我们做律师，如果真的需要，我们才可以真正着手，这是第一步。作为一个律师来讲，面对一个需要你帮助的被告人，虽然她是罪大恶极，但法律规定她有这个(辩护)的权利，你就有责任去为她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但是刚一接触，就把江青的往事给勾起来了，把劣迹又给引发了--江青这个人太会做戏，而且胡搅蛮缠。当时我自己感情上也受不了，也不允许我继续出任她的辩护律师。
我这个人在接触的时候，心态还算正常，不过我相信，我再耐心，我态度再好，我再客观，再公正，最后我和江青还是谈不成的，她不会要我做她的辩护律师的--这点，我绝不怀疑。客观地说，她对我们只是一种试探，她并不想要我们真正地做她的律师，我们一去，她就讲，我是要律师，但我要找史良，找周健人，找刘大杰，找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江青说：“你们肯定是叶剑英、邓小平派来的。”她根本就不相信我们。
于是，我就逃脱了一劫，免去了我做她的辩护律师，但是就这个职业本身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
新民周刊：您说您逃过了一劫？
张思之：是的，如果让我主动去当她的辩护律师，这绝对没有可能，这个人太可恶了。但这显然不是辩护律师一个人的事，从整体、从全局、从全国的辩护制度来考虑，江青有辩护律师还是好的。可惜……，很可惜！最后还是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