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
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各路大军完成了对北平城的包围，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此时，有四人为了争取傅作义起义做出重大努力，他们分别是: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现名傅冬）和阎又文。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发表文告，宣布自22日开始停战，属下20万军队撤离市区，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我到《大公报》当编辑
1924年，我出生在太原，中学时代颠沛流离。我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辗转西安、重庆。当时每逢节假日，我经常和一些同学到新华日报社去玩。周恩来见到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与我们聊天，问我们读了些什么书，对抗战有什么想法等；也常常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多关心社会。我从那时起，就特别喜欢周叔叔，觉得他和蔼可亲。我第一次叫他“周伯伯”，他立即纠正说:“不能这么叫，要叫周叔叔，你父亲比我大三岁。”
那时，我思想有些激进，总怕落在同学后面，落在时代后面，所以只要有抗日救亡的组织，就想很快加入进去。听说地下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一个“号角社”，我就积极申请加入了这个组织。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我加入了 *** 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王汉斌是我的介绍人，一直由他领导我。加入“民联”之后，我和 *** 员接触更多了。这个时期，我的思想进步很快，把抗日救亡、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昆明参加进步学生集会的一次经历，军警赶来驱散学生，在急奔中我崴了脚，蹲在地上一时难以挪步。一个男青年飞跑过来，扶起我转入小巷。从那一刻我们相识了，他就是我的终生伴侣——越南归侨、西南联大新闻系学生周毅之。
抗战胜利后，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了西安。联大毕业后，我也回到西安。不久，我给天津大公报社投稿，附上了一封求职信，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回信同意接纳我，我就到那里当了一名编辑。
与父亲激辩张家口
就在我离开西安，去天津大公报工作的时候，父亲部队连续与八路军发生了冲突。
开始，是因为受降问题，父亲遵从蒋介石的命令，从绥远省的归绥东进到绥东、察哈尔、热河去接受日军的投降，可这些地方大部分是八路军的游击区，八路军在这里与日军打了几年的仗，按理说应由八路军去受降。并且朱德总司令也已下了命令，让当地的八路军受降。父亲与他们发生冲突后，一下子由抗日时期的合作的友军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1946年秋，眼看解放军快要攻下山西大同了，他却为阎锡山的部下解危，先后从解放军手里打下了集宁、丰镇。
我对父亲的作为很不满，于是就利用星期天，还请了两天假，乘火车来到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个通宵。
当时，我就抓住了两件事对他实施“猛烈进攻”。一件是轰动全国的五原战役:1940年3月至4月，父亲率部在五原战役中，取得了击毙日军水川中将，歼敌3700多人的胜利，得到全国人民包括中国 ***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的慰劳。4月6日，蒋介石发来贺电，并宣布授予父亲“青天白日”勋章。对此，父亲于5月22日发表辞勋呈文，公开予以辞绝。辞呈表面看是推诿功微，不能拜领，实则是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政策的不满。
第二件事就是我抓住了父亲说的一句话:“抗战胜利后，我要‘解甲归田’。”批评他言行不一致，嘴里说“解甲归田”，行动上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急行锋。
我那天所以用这两件事来“进攻”他，就是想说明父亲抗日是真心的，对以“攘外必先安内”的华丽辞藻作掩护，行“剿共灭共”之实的蒋介石的勋章，不是笑脸相迎，而是冷眼相观。可是到了解放战争，父亲的态度变了，变成了“戡乱政策”的积极执行者，并且不分青红皂白，把打内战的责任推到 *** 一方，为反动的国民党蒋介石开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