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传播了十几年，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你还不想做吗?”
尽管在公开信上签了名，管轶自己也不敢进行如此冒险的研究。他所在的港大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有着东南亚多个国家的禽流感病毒样本，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确定的8个参比实验室之一。
事实上，港大的这个生物实验室，也许是国内唯一一个符合科学家们在公开信中要求的，能够做H5N1病毒对哺乳动物传播实验的“强化型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数十年来，从未有任何病毒从这里泄露出去。
科学家们力图将流感病毒限制在一个绝对安全、无法外流的环境中。根据规定，只有经过理论学习、考试、见习与实习的实验人员，才能在穿上好几层的防护服之后，与人结伴进入这个24小时录像的实验室。
他们会路过8道沉重的负压门，门框与墙、地板是一体的，每道门的内外有负100帕的压力差，确保没有任何物质能从室内逸出。任何垃圾，都有特定的编号，经过高压消毒之后运出，由专门的系统处理。研究人员也要在换过身上所有衣物、洗澡之后，才能离开实验室。
这样严密的保护措施与管理制度，是学者们相信继续H5N1传播研究的利益大于风险的基础。他们在公开信中承诺，只有经过主管部门同意，在各个国家最安全的场所，才能进行这项实验。
纵是如此，学者们也并不觉得高枕无忧。“之前暂停了一年，因为有人觉得，你把这种病毒变得容易传播，万一它跑出去传播到人群中怎么办?”
因此，就算有着符合严苛安全条件的实验室，管轶也不愿“为了一个诺贝尔奖或者金牌”去尝试创造出更易传播的病毒。“起码在我的实验室，我不会鼓励人去做让它更容易传播的实验。如果再改变四点它就可以人传人，那我可能让它变两点——这样可以多一道保险。”
但他深知这项研究对于公共健康的益处，了解必须进行这种研究的理由。在为《自然》与《科学》撰稿时，他以英文对公众解释“大自然才是最恐怖的袭击者”;对于国内媒体，他还有更多话要讲：“我们国家，受到H5N1影响的灾害是最重的，这个病毒最早发现就在广东佛山，它传播了十几年，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你还不想做吗?”
这位曾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18名医疗英雄之一的江西人说，呼吁这些，是“一个普通科学家的良心问题”。
只是现在，连他也想不出，这场需要精心组织、合理安排与最严格管理的实验，能够在国内的哪个实验室内进行。
几周之后，千里之外的荷兰，富希耶教授将走进层层大门背后的强化型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重新开始研究这种也许能令全球半数人丧生的病毒。
学者们接着要开始研究的，是确定这种H5N1病毒的确切突变数量与类型，并且判断其他禽流感病毒经过这种突变之后是否会更容易感染人类。
作为一名病毒学者，管轶了解这种实验的重要性。他说，富希耶的实验“是一个科研的贡献”，就像河冈义裕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中说到的，希望在H5N1病毒真正开始大流行之际，这个世界已经作好了比现在更好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