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格拉布和关塔那摩湾——对很多人来说，这两个名字已经等同于美国审问者所进行的酷刑和人权侵犯。2009年1月，巴拉克?奥巴马入驻白宫时，计划擦掉这种行为留在美国形象上的污点。此年间随后设立的高级嫌犯审讯组（HIG）的目的之一就是无暴力审问并采用“已被科学证明有效的”技巧——但并未说明这些技巧。
这看起来是个崇高的目标，但稍微细心点就会产生很多疑问。科学能够证明审问技巧有效么—如果能，那怎么证明？对于那些被逼问占领的思想，停止肉体折磨有什么影响呢？并且，关键的是，到底有没有一种审问技巧可以被证明既有效又人道？
过去，美军使用一套包括19种经认可的审问方法。这套方法在美军战地手册2-22.3（Army Field Manual 2-22.3）中列明，其中明令禁止威胁或者逼问。2001年9月11日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后，乔治?布什政府决定改变现状。所以，法律咨询过后，起草了对被审问者施压的新方法。这些新方法多年来都是保密的，但是最近我们已经了解到审问者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基地关塔那摩湾及其它地方所使用的技巧。
举个例子，穆罕默德?卡赫塔尼（Mohamed al-Kahtani）事件在2006年3月被公之于众，披露他连续数周每天只有4小时睡眠，这些睡眠还会被打断，长时间被迫扭曲身体，刺耳的音乐，寒冷和酷热，以及各种各样的羞辱—包括被像狗一样的对待，甚至在一个模拟生日宴会上，在卡赫塔尼面前上演了他和奥萨姆?本?拉登性行为的木偶表演。
一种叫做水刑的审问技巧也很普遍。它是让审问对象经受溺水的感觉。宣称对9/11袭击负责的哈立德?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仅在2003年3月就被施以180多次水刑。
这些审问技巧或者它们加在一起算不算酷刑呢？1984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4 UN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也不怎么清晰了。酷刑和酷刑之间有所区别—“不论肉体还是精神上的，任何有意施加于他人的并造成严重疼痛或者折磨得行为—以及“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CIDT）”。这一区别可能反映出一个概念，就是在指甲下面插钉子或者拔掉牙齿某种程度上劣于例如，蒙住双眼和带头罩，被迫裸体，隔离，羞辱，被迫扭曲身体，或剥夺睡眠和光明。
但是联合国公约非常明确：酷刑和CIDT都不合法。或者这一区别根本不重要，因为从对受害者所造成的长期有害影响来说，做出什么选择都一样。
以其他名义的酷刑？
在过去的10年中，门汀?巴索格罗（Metin Basoglu）成为调查肉体酷刑和CIDT所造成的心理伤害方面的重要人物。他是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行位研究及治疗中心（Istanbul Centre for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的主任。通过研究几百名经遭受过全世界不同政权逼问的幸存者，Basoglu有了清晰的答案。“酷刑和严厉审问之后，最普通的精神状态是创伤后压力失调（PTSD），随后是绝望和其他焦虑症，”他说到。
作为研究中的一部分，巴索格罗比较了肉体上的酷刑产生的影响和CIDT的影响。2007年的研究涉及到与279名遭受酷刑和CIDT的幸存者的结构化访谈。这项研究是和来自伦敦精神病学院（Institute of Psychiatry）的玛利亚?里瓦诺（Maria Livanou）和来自兹韦兹达拉医疗中心（Zvezdara Clinical Centre，位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卡瓦塔纳?科诺巴里克（Cvetana Crnobaric）共同进行的。受访者被询问到他们的经历，并把他们后来的痛苦感和无助感划分等级。对每位受访者的精神健康都进行了医疗评估。其中3/4的受访者在磨难后都经历了PTSD，15%患有其他焦虑症，17%产生过绝望。CIDT和肉体上的酷刑对心理的重创几乎相同。
巴索格罗对研究结果并不特别惊奇。他说，重要的是受害者对酷刑流程所感受到的不可控制性、不可预测性和压力感。这一点可以从早些的研究中看出。这项研究中，55名土耳其政治活动家平均经受了23种酷刑，其中只有33%出现了PTSD症状。巴索格罗相信这个相对低的百分比反映出在面对逼迫审问时，这些政治活动家比普通受审者在思想上做了更多准备。他说，就是这些准备提供了对酷刑的控制感，也就减少了所造成的痛苦。
去年，巴索格罗发现与CIDT相关的创伤有着更深远的两个方面，加大了心理创伤（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vol 79, p 135）。他对432名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的酷刑幸存者进行了研究，显示出同时运动多种审问技巧时—例如带头罩的同时要裸体扭曲身体—每种技巧的影响都增加其他技巧产生的影响。此外，他还发现CIDT在一段时间后还会有持续影响，并充满着它所带来的无助感。Basoglu称，这意味着讨论哪种CIDT算是酷刑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了，因为不能按照文中所使用的定义来切分总体的创伤进行逐个判断。
这项研究还表明经受CIDT的人患长期精神疾病的风险比只经受肉体折磨的人要高。巴索格罗暗示这可能因为酷刑激发受害者身体释放一种止疼的类罂粟成分，如果连续处于疼痛中，这一释放过程会触发的更迅速。受害者经常说，等待酷刑要比酷刑本身更糟，他们描述等待过程中会有身体的麻痹。
另外还有一种解释是“认知脱离”的无意识战略。正常来说，威胁会触发回击的反映，但是对于正在受审的人来说，既然没有任何选择，那么就通过把意识与现实脱离来试图逃离现实。在正常生活中，受害者的情绪、思想、自我感和记忆是有条理联系在一起的，遭受酷刑时奇怪的分离了。
处理短时间强烈的肉体痛苦，这可能是很有效的战略，但是，把如果用于回应来自CIDT长期和累积痛苦，那么它有潜在的灾难性。遭受到肉体虐待和 *** 的人群，例如儿童，反复的创伤产生脱离现实的经历，这可能引发脱离日常生活的趋势。长期受创伤的受害者经常以不真实、扭曲的方式，感觉到脱离自我，只感受自己内心的经历和现实。逃离感是PTSD的先兆，发展极端可以引起失忆和认同障碍，例如多重人格障碍。
如果逼问和酷刑能造成如此长久的心理损害，那么清除军事审问技巧的行动在道德领域是绝对公正的。但是，拒绝在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湾所使用的此类CIDT还有另外的原因：这些技巧可能并不能非常有效的获得准确信息。
认为逼问有效，这个观点是建立在未经测试和不能自圆其说的框架之上的，肖恩?奥玛拉（Shane O"Mara）表示。他是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神经科学学院的主任。从表面上看，逼问模式的审问看起来就像是常识：审问者想知道消息，受审者在坚持，不想把消息说出来。审问者用压力迫使受审者的防线崩溃，他就会吐出所需的信息。“可以看到这种模式在电影和电视中不断出现，例如‘24小时’” 奥玛拉说到。
认为逼问有效，这个观点是建立在未经测试和不能自圆其说的框架之上的。
但是，事实是怎样还是个疑问。奥玛拉说，“据我们我了解，在极度压力下，精确记忆起信息的能力会严重受损”。例如，对军人的研究显示被控制的睡眠、食物和温度都严重影响了记忆，甚至是在他们想供出信息的时候。
在最近的论文中，奥玛拉列出了问题所在。酷刑和CIDT都使压力荷尔蒙，如考的索和儿茶酚胺涌入大脑，它们都有潜在的深远影响。特别会影响到三个区域：海马体，它对提取长期记忆至关重要；杏仁核，它构成部分恐惧网络；以及大脑前额叶。在逼问过程中很容易形成对这三个区域的干扰，特别是当此类审问持续数周或数月。
此外，长期压力还会造成虚假记忆的形成，这些记忆是基于审问者提供的信息和设想的事实。这种现象在心理术语中被称为虚构症，已经在大脑前额叶紊乱的人群中发现。“这些人并不是不断的捏造事实或撒谎，” 奥玛拉说到。“而是他们不能区分真实的记忆和那些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经历。尽管虚构症在酷刑受害人群中的出现更为不确定，但它是明显可能的。”
劝说的科学
一名驻伊拉克的前美军审问者，化名马特鲁?亚历山大（Matthew Alexander）确认了奥玛拉的观点。“要使审问有效，必须削弱受审者的抵抗，不论肉体上还是心理上，这是一种错误心态，”他对《新科学家》表示。“我从没见过什么强硬手段见效。每次使用它们时，受审者都保持沉默，好像他们害怕一旦说了什么，就会加重所受压力。”
奥巴马政府的HIG应该取得方向上的改变。上个月，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HIG将研究审问恐怖主义嫌疑犯的合法的和人道的方法。这很理想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据兰迪?布拉姆（Randy Borum）所说，目前证明某种审问技巧效果的证据还是很少。他来自位于塔帕的南弗罗里达大学。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恐怖主义者心理。
布拉姆相信前面的路可能需要从社会心理学和谈判理论中学习，两者都可以提供见解来找到一些方法，而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找到通过影响和劝说而不是逼问来得到信息。例如，在学习谈判时有节关键的课程是谈判能否成功依靠于你是否能按实际情况采取策略。他表示“这更好的解释了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最有可能对何种人群，何种结果，在何种情况下最有效。”同时，社会心理学家表示通过施压来改变人的思想通常取得反效果：这使他们更拒绝改变。可能有非逼问的方法来处理抵抗，布拉姆表示，这些方法可以适用于审问场景。亚历山大从中看到了价值。他说到，“从其它领域获取知识并应用到审问中去，这点非常重要。”
更好的理解审问心理学，取代过去使用的逼问的手段，很明显这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从长期看，通过逼问并不能阻止恐怖主义袭击，”亚历山大说，“实际上我们制造了更多的袭击。”
饱受折磨的心理
PTSD是酷刑和其他形式逼问所造成的最普遍的心理负面作用。PTSD已经和大脑中两个区域的非正常变化联系在一起了：杏仁核区域活动增加，它在恐惧反映中有确定的角色；海马体的萎缩，它对长期记忆的储存和提取至关重要。
这些变化帮助解释了PTSD的共同特征，包括周期性的、干扰的、痛苦的闪影和梦境，不能回忆起创伤的重要方面，高度紧张和恐惧。“对创伤的回忆通常引起当下正在经历创伤的闪影，而不是过去在其他地方经受过，所以造成巨大痛苦，”来自于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神经心理学家托马斯?艾尔伯特（Thomas Elbert）表示。
当中的某些问题可能由大脑额叶皮层的改变造成。额叶皮层包含处理语言和调节情绪回应的区域，并且和海马体和杏仁核有广泛联系。
第一次对酷刑后患PTSD的患者进行的神经成像研究中，艾尔伯特和同事检测了额叶皮层中非正常的慢波活动—可以扰乱神经功能。这解释了酷刑幸存者为什么不能清晰表述他们的经历，为什么不能去除他们经受的创伤所造成的恐惧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