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网讯我市考古史上，以出土汉墓为多，鲜有元代墓葬，至于出土的元代墓志就更为罕见了。记者昨从文物部门获知，在城北一带曾先后出土三方元代完整墓志，这在我市尚属首次发现，对于研究和探讨元代的丧葬制度、地名的考释以及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填补了扬州考古史上的空白。本报记者王蓉
元代浇浆墓出土完整墓志
最初，考古人员在城北乡出土了两座元代浇浆墓，质地青石，均呈长方形，一方志盖用隶书竖写“大元故奏差曹德允之墓”，两列十字，长63厘米，宽40.5厘米，厚10厘米，志石残损，风化严重。
另一方志盖用隶书竖写“元故翊正司照磨曹府君之墓”，两列十二字，亦为长方形，长80厘米，宽50厘米，厚10厘米；志石面有的字迹模糊不清，志石尺寸与志盖相同，志方行楷书，共776字。考古专家介绍，从志文中可得知，墓志主人叫曹伯惠，他的祖籍是河南太康。自祖父曹兴福落脚到扬州，其父曹宗植在江浙中书省做过事。曹伯惠生于元大德甲辰五月（即1304年），于1351年五月卒于京师官舍，享年48岁。同年六月中旬，由次子曹时泰等自京师扶柩至扬，六月底葬于江都同轨乡，即如今城北乡所在地。
还有一方墓志的墓主人也姓曹，名君。据志文中记载，曹君十岁时父母双亡，从小聪明好学，三十五岁去京师入太学，做过宣政院宣使，从事三考，至1349年，曹君任福建省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照磨（九品官），至1350年，转任翊正司照磨，“翊正司为宫廷职事官，专为皇后服务。”
考古专家介绍，曹伯惠墓志可谓汇集了五湖四海的力量，其撰文者是河北的苏大年，书丹者是太原的程复，题盖者是个正二品的资德大夫，至于刻工镌文者则是苏州的金某。
元代砖室残墓主人籍贯系北方
随后，在距地表2米左右的深度，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座元代砖室残墓，出土了一方墓志，这方墓志用青石制作，近似正方形，长32.8厘米，宽34厘米，厚4.5厘米，虽已破裂，但文字比较清晰，刻工也很精细。字体用行楷写成，共163个字。考古人员介绍，由于志盖用砖制作成，已无文字可辨，因为这方墓志系由死者的“嗣孙五十六”所撰，书讳而不著姓氏。
从这方墓志的铭文来看，墓主人名叫彦弼，生于南宋1241年，死于1310年，享年七十，他的妻子商氏，享年六十四，这对夫妇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八月，才合葬于“山光佛刹之西”，即如今城北乡一带。
考古专家介绍，墓主人的父亲名弘，母亲赵氏，其父做过“黄金符统军总管”，“总管”一职，在元朝相当于地方一级的军事长官，其地位仅次于达鲁花赤和都总管，他本人则官至“福建盐课提举”，“提举”一职，乃是主管一种专门事务的职官，在当时有宝钞提举、医学提举、盐课提举等等，这在元朝是属于一般的中下级官吏。
此外，在此方墓志中，未曾提及墓主人的籍贯，不过从其妻其婿的籍贯去考察，考古专家分析，按照当时的婚姻习俗一般都为门当户对，由此推测墓主人的籍贯应在北方。
专家分析
墓志见证元朝种族歧视矛盾
考古专家介绍，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比较短促的朝代，统治中国总共不到九十年时间，但它推行的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是十分深重的，因此，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很是深重尖锐。
“一般情况下，它是不会重用汉人的，这从曹宗植、曹伯惠父子担任的官职以及彦弼的父亲担任"统军总管"及其本人担任的官职都不高，就可看出这一点。”考古专家介绍，元朝为了便于统治中国的南方，将北方的汉人授以一定的官职派遣到南方去，像墓主人曹伯惠、彦弼去福建任职，曹伯惠的长子去广东任职，并客死他乡，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次，元代墓志铭与先前的唐、宋墓志铭及其后的明清墓志铭有两点不同：在形制上元代出现了长方形，仿制碑的形状，虽然也有正方形，而唐、宋、明、清的墓志铭均为正方形；在书法上元代的志盖书体是隶书，志文为行楷，而唐、宋、明、清的志盖上一般均是篆书，志文为楷书。
“以往在扬州出土的元人墓志，远比唐人和明人的墓志为少。”考古专家介绍，据资料显示，1927年在扬州市南门外挡军楼下基石中发现过元朝捏古伯等四通墓碑，计八面，碑文除捏古伯一人为汉文外，上写有“徽州路达鲁花赤捏古伯通议之墓”，其余皆为阿拉伯文间杂有波斯文，内容叙述有关回族来扬的史迹，“可见，在今扬州市东北黄金坝一带，不仅是汉、唐、宋时期的墓葬区域，也是元朝的一个丛葬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