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把化学武器称之为“穷人的原子弹”,大量生产、装备部队,甚至在战争中使用。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对伊朗发动过200余次化武袭击,其中包括塔崩、沙林等毒气,造成约10万人中毒、1万人死亡。
冷战结束后,化学武器扩散还有一个令人忧虑的特点,就是恐怖组织也掌握了化学武器,并用这种武器从事恐怖活动。1995年3月20日,日本恐怖组织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制造“沙林毒气事件”。奥姆真理教信徒在早高峰时于3条线路的5列地铁列车上施毒,酿成12人死亡、14人致残、约5500人中毒的特大恐怖事件。美国为此惊呼“恐怖分子掌握并使用化学武器,将是世界最大的灾难。”
2013年8月21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姑塔东区发生较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造成1400多人死亡。在国际社会努力下,叙利亚政府最终同意销毁化学武器,并允许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人员核查。
未来,“化武”裁军面临几大关切:首先是化学失能剂,虽然被称作“非致命剂”,但这一术语其实使用并不得当,因为此类剂在高剂量时有可能会造成死亡或永久性伤害。其次是新一代生物化学“镇静剂”,例如许多药品公司正在开发的“生物调节剂”,今后很可能研究出改性的生物调节剂,在执法、反恐、城市作战中使用,造成作用对象进入昏睡、紊乱、安定等状态。此类化合物通常被称作《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中间谱系化合物。有专家认为,此类化合物的误用或滥用,可能会造成未来警察或军队利用化学武器来控制人的认知、感觉、情感、动机、行为和意识。
此外,化学恐怖主义对人类社会构成新威胁。由于化学武器使用的“门槛”较低,因此恐怖分子将会使用化学武器实施恐怖袭击。除武器级毒剂的合成外,化学恐怖分子还可能施放氯气、光气等有毒工业化学品。尽管这些化学品致死性比经典的毒剂弱,但有毒工业化学品极易获得,各种化工厂或制药厂、油气装置、半导体厂、大型农场等都可能成为其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