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地理:候鸟在迁徙中影响其飞行路线的因素是什么?
赵欣如:科学家研究表明,不同的候鸟迁徙是按照相对稳定的、或者说一定的方向在飞。但是鸟在迁徙过程中也有摆动,可能拐个弯或者偏离再回来,不一定完全按照规律在走。总体来说,每种候鸟都有相对稳定的飞行路线。这种飞行路线是祖先传承下来的,多数的候鸟在迁徙过程中是要休息、补给,有些时候在有些地方休息长一点的时间,比如一周两周,饥饿、疲累,要恢复到正常情况。所以迁徙过程中,驿站很重要,有的鸟停5回、2回、1回,或者不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塍鹬可以昼夜兼程大概7-9天就可以飞到中国,然后在鸭绿江口那儿稍稍休息就奔北极了。
影响迁徙的路线因素与食物气候环境有关系,气候食物要满足。如果起大风了或者骤然降温了,就要改变了。河北唐山曹妃甸大兴土木,使得大量滩涂在消失,许多塍鹬类没法在此栖息。所以影响飞行不止是自然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
“鸟带”收缩为“鸟道”,猎杀就开始了
长江地理:有所谓的千年鸟道么?据说全球有8条鸟类迁徙路线,其中3条经过中国,这些固定的鸟类迁徙路线是怎样形成的?描述中国3条路线的分布,以及这3条迁徙路线上的常见鸟种。
赵欣如:这种固定的鸟道是存在的,我知道云南有个叫“鸟掉山”的地方,是西部非常重要的鸟道。上世纪80年代,村民举着火把晚上捕杀过境的候鸟,因为趋光性,这些贴着山脉飞行的鸟类纷纷撞向火把,不费劲,一家可以腌制几大缸的鸟肉,可以吃一年。
对于鸟类迁徙的通道,很多专家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全球是3条鸟道。3条就是:西部的路线、中部的路线和东部的路线。那么这3条线不会特别完整,因为它在中国境内完了,但在境外还在延伸。所以这些呢都是根据有限的资料所建立起来的模型吧,大致归纳为这3条线。那么这3条线呢,可以说存在着大量的未知。因为所谓“线”,“线”的面积是很狭小的啊,应该是条带,或者是大通道。当这些大通道遇到屏障就会收缩成云南那种鸟道,就像进城的高速公路一样汇聚到一条,很多鸟从这通过,猎杀就开始了。
长江地理:就拿最近越冬的候鸟来说,中国境内的过境候鸟都是从哪飞来的,要到哪去?
赵欣如:这个问题有好奇心的读者都想知道,但回答这个问题非常难。就是连科学家都说不清楚,它必须经过几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连续追踪研究。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需要懂环志的人,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所以国外呢,环志研究的主体主要靠志愿者。就美国大概就有6000个志愿者,每年到了一定的季节,他就持着证,合法合规地抓鸟、鉴定、做标记、做记录、放飞,而且他们做这个做了很多年了。环志研究起始于1899年的丹麦,是马尔坦逊使用的雕刻有环号的金属脚环,固定在候鸟的足部,然后再放归野外,用以搜集研究鸟类的迁徙路线、繁殖、分类数据的研究方法。后来各个国家都觉得这方法还不错,就慢慢流传开了,这是个非常庞杂的系统研究,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在记录候鸟的迁徙行为,而不是揭开所有谜底。
“栖息地变化实在太快了”
长江地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鸟类的命运的?
赵欣如: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追鸟,这是一件很快乐很有意义的事儿,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反省。因为在人们观察完鸟之后会思考,这鸟困难在哪儿,我能做些什么。于是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中国动物学界呼吁这事儿。开始推不动,后来等到1996年的后半年,北京广播电台的记者王永在搜罗能够讲鸟的人,找到我了。之后我就想推动观鸟,我觉得这事儿挺好,就试着做,一直做到现在。
长江地理:这么多年观鸟研究鸟类,你对鸟类栖息地的变化感受如何?
赵欣如:总的来讲,对于鸟来说,它的栖息地变化太大了,也太快了。我1957年到北京,是个河沟都能捞到鱼,都有青蛙,到处是昆虫,你到那儿去,你是看不过来的。现在没水了,地下水位降低了,有些水都改成暗沟了。北京的水域改道是从明到暗,从暗到明,改为明的以后你发现,底下本来是河,现在没了。北京本来是个水源充足的城市,现在变成一个水源紧缺的城市,水少的时候,水生的植物、物种、动物、昆虫、蠕虫这些就都消失了。这些变化使得水鸟和经水的鸟都消失了。
最明显开始减少的是大杜鹃的数量,以前在北京地区或者说华北地区,大杜鹃比比皆是。它自己不造窝,蛋下在大尾莺的巢里,而大尾莺不是水鸟,它是濒水的鸟,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湿地,长芦苇或者蒲旺的地方去造巢。所以年复一年,北京城哪水域丰富,就能听到大尾莺的叫声,“呱呱叽叽”,它就是在求偶,这时候,大杜鹃迁徙飞到这些芦苇丛当中。飞到柳树、槐树上,“咯咕咯咕”地叫唤,就是在等大尾莺造窝。等大尾莺准备下蛋的时候,大杜鹃也赶紧下蛋,把蛋放到大尾莺的巢里头。 所以过去说北京城到处都可以听到大杜鹃叫声,而现在,基本听不见了。
总的来讲,对于鸟来说,它的栖息地变化太大了,也太快了。
影响迁徙的路线因素与食物气候环境有关系,气候食物要满足。如果起大风了或者骤然降温了,就要改变了。影响飞行不止是自然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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