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有三大邪，其一为“湘西赶尸”，其二为“放蛊”，其三为“落花洞女”。
湘西的“赶尸”，到现在也没人能指出它的真实情况来。据当地人一致的说法：赶尸的人是一个身穿道袍的法师，无论尸体数量有多少，都由他一人赶。这合香港电影演的一样。说“赶”尸不如说“领”，因为这法师不在尸后，而在尸前带路，一面走一面敲锣，使夜行人避开，有狗的人家把狗关起来。尸体在一个以上时，即用草绳把他们联系起来，每隔六七尺一个。
赶尸这一行业在湘西以外的地方很难行得通，第一、住宿就成问题。第二、夜行人不知闻锣趋避，反而来看热闹，非吓死人不可。第三、许多乡村，村外没有道路，势必经村中，大多数地方是不准尸体入村的，何况是跳跳蹦蹦的活尸呢？
为什么会有“赶尸”的营生呢？因为湘西沅江上游一带，地方贫瘠，穷人多赴川东或黔东地区，作小贩、采药或狩猎为生，那些地方多崇山峻岭，山中瘴气很重，恶性疟疾经常流行，生活环境坏到极点，除当地的苗人以外，外人是很少去的。死在那些地方的汉人，没一个是有钱人，而汉人在传统上，运尸还乡埋葬的观念深，但是，在那上千里或数百里的崎岖山路上，即使有钱，也难以用车辆或担架扛抬，于是有人就创行了这一奇怪的经济办法运尸回乡。
听导游介绍，它还算有科学根据的，赶尸的巫师使用了猫，猫对于尸体来说就象磁铁，容易吸起来，让其蹦蹦跳跳。我听来却觉得不大可信，一个尸体的重量少说有90斤，翻山越领的，猫那有那麽多能量，就算没有磨察的损耗，猫本身也没有可以存贮多少能量啊。所以肯定是不可能的。
湘西的“蛊术”和泰国的“降头术”被称为东南亚两大邪术。湘西的蛊术和湘西的赶尸一样，到现在也没人能指出它的真实情况来。
和赶尸不同的是，放蛊几乎在湘西地区都有流传，而赶尸主要流传于湘西沅陵、泸溪、辰奚、叙浦四县。蛊在湘西地区俗称“草鬼”，相传它寄只附于女子身上，危害他人。那些所谓有蛊的妇女，被称为“草鬼婆”。所谓的放蛊方式和蛊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代代相传的说法，谁也没有见过，但却根深地固的留在人心。
苗族几乎全民族笃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 在苗族的观念世界，蛊有蛇蛊、蛙蛊、蚂蚁蛊、毛虫蛊、麻雀蛊、乌龟蛊等类。蛊在有蛊的人身上繁衍多了，找不到吃的，就要向有蛊者本人（蛊主）进攻，索取食物，蛊主难受，就将蛊放出去危害他人。
其实这种令人生畏的蛊，并非苗人的专利。蛊术在中国古代江南地区早已广为流传。最初，蛊是指生于器皿中的虫，后来，谷物腐败后所生飞蛾以及其他物体变质而生出的虫也被称为蛊。古人认为蛊具有神秘莫测的性质和巨大的毒性，所以又叫毒蛊，可以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引发疾病。患者如同被鬼魅迷惑，神智昏乱。先秦人提到的蛊虫大多是指自然生成的神秘毒虫。长期的毒蛊迷信又发展出造蛊害人的观念和做法。
据学者考证，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已有人使用和传授造蛊害人的方法。 苗族多处偏僻地区，旧时医学落后，许多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故每遇就诊无效，动辄归咎于蛊。 随着苗族地区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医疗水平的提高，蛊术迷信现在在苗族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小。
湘西的“落花洞女”则是部落中有一些未婚的女子，能将树叶哭下来；到山洞不吃不喝，几天不死，回来后也不饮不吃，几天后就死去。部落人们认为她去和树神、井神结婚了，因而这些女孩生前没有结婚，但人死后，别人去办丧礼，而落花洞女的家人给他们不但不办丧礼，还要办婚事，以示婚礼之喜。
湘西的“蛊术”和泰国的“降头术”被称为东南亚两大邪术。
湘西的蛊术和湘西的赶尸一样，到现在也没人能指出它的真实情况来。和赶尸不同的是，放蛊几乎在湘西地区都有流传，而赶尸主要流传于湘西沅陵、泸溪、辰奚、叙浦四县。
蛊在湘西地区俗称“草鬼”，相传它寄只附于女子身上，危害他人。那些所谓有蛊的妇女，被称为“草鬼婆”。
所谓的放蛊方式和蛊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代代相传的说法，谁也没有见过，但却根深地固的留在人心。苗族几乎全民族笃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
在苗族的观念世界，蛊有蛇蛊、蛙蛊、蚂蚁蛊、毛虫蛊、麻雀蛊、乌龟蛊等类。蛊在有蛊的人身上繁衍多了，找不到吃的，就要向有蛊者本人（蛊主）进攻，索取食物，蛊主难受，就将蛊放出去危害他人。
其实这种令人生畏的蛊，并非苗人的专利。蛊术在中国古代江南地区早已广为流传。最初，蛊是指生于器皿中的虫，后来，谷物腐败后所生飞蛾以及其他物体变质而生出的虫也被称为蛊。古人认为蛊具有神秘莫测的性质和巨大的毒性，所以又叫毒蛊，可以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引发疾病。患者如同被鬼魅迷惑，神智昏乱。先秦人提到的蛊虫大多是指自然生成的神秘毒虫。长期的毒蛊迷信又发展出造蛊害人的观念和做法。据学者考证，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已有人使用和传授造蛊害人的方法。
苗族多处偏僻地区，旧时医学落后，许多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故每遇就诊无效，动辄归咎于蛊。 随着苗族地区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医疗水平的提高，蛊术迷信现在在苗族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小。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湘西一个偏远法庭工作。
这是一个只有一间办公室、加上我才两个人的法庭。报到的第一天，庭长老黄亲自下厨炒了几个菜，然后，用木滤子从大瓮里舀出醇冽的包谷烧酒，邀我连干了两大碗。酒酣耳热之际，黄庭长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起了这个基层人民法庭的光荣历史，并叮嘱我：“小勇，在法庭工作条件艰苦，你初来乍到可能不服水土，可要挺得住哟。”“看我身体多结实。你放心就是啦！”我胸有成竹地说。
次日一大早，黄庭长带我去杉木岭村办案。办完案，我们一起去村支书家歇息。
支书妻子是位好客的侗家大婶。我一边品尝香甜的蜜饯茶，一边惬意地翻阅随身携带的沈从文先生所著《大山里的人生》。这本书是我为了了解湘西的风土人情而特意买的。忽然间，我发现沈老先生在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放蛊、赶尸、辰州符，是湘西自古以来的三大谜……善蛊的通称‘草蛊婆’，蛊人称‘放蛊’。放蛊的方法就是用虫类放果物中，毒虫不外蚂蚁、长蛇，就本地所有且常见的，中蛊的多是小孩子，现象和通常害疳疾腹中生蛔虫差不多，腹胀人瘦，或梦见虫蛇，终于死去。”
顿时，我吓了一大跳———多么可怕的蛊毒啊！刚才还香甜可口的蜜饯，犹如一堆剧毒物摆在眼前，茶杯中慢慢升腾起的热气，也好像是毒气在弥漫。惭惭地，我感到胸中憋闷得很难受，不一会儿，终于呕吐了，连黄黄的胆汁水也吐了出来。
片刻，大婶在桌上摆上了香喷喷的腊肉、油炸灌辣子及腌鱼等侗家待客的佳肴。我虽然很想一饱口福，但蛊毒那可怕的阴影一直在我脑海中飘忽着，使我不敢越 “雷池”半步。尽管黄庭长和支书一家人一再劝我吃点饭，尝尝独具风味的侗家菜肴，我始终以身体不适为由，一直没动过筷子。
次日回到法庭，我就病倒了。黄庭长为我煎中药、熬鸡汤，忙得不亦乐乎。
“你呀，第一次下村里去就闹了一场病，可能是不服水土吧。以后可要加强锻炼呀。”黄庭长将一个削了皮的苹果递给我，嗔怪道。
我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眼眶里有湿热的泪花在打转转，红着脸将自己害怕中蛊毒的担忧给黄庭长抖了个“底朝天”。
“原来如此。”他恍然大悟。
黄庭长告诉我：放蛊的事，在法庭所辖的乡镇也有传说。据说，会放蛊的，一般是女人。中蛊后，大约要一个月左右才出现身体不适之感，如及时吃“解药”，便会祛除蛊毒，安然无恙。旧时，湘西山区的女人们为了防止在外面跑生意的丈夫花心，迫不得已使出放蛊这一歹毒之招来拴住丈夫的心，促使他们定期回家与妻子团聚。
“那么，现在还有人放蛊吗？”我很认真地问他。
“现在呀，‘放蛊’一词早已成了老黄历，谁还去学那放蛊术以致招来万人嫌？我在这儿工作快二十年了，不是一直好好的，没有人放蛊害我么。”黄庭长卷起一支喇叭筒，语重心长地继续说，“解放初期，这一带有位已出嫁的侗家女子被丈夫殴伤后跑回娘家诉苦，其妹妹茶花见了姐姐的可怜样，气愤地嚷道：以后如果我的丈夫狠心地打伤我，我一定要让他尝尝蛊毒的厉害。这话无意间被别人听到并传开去。尽管长得水灵、心地善良的茶花姑娘根本不会放蛊，但小伙子们都对她敬而远之。嫁不出去的茶花姑娘不堪忍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终于留下遗书投塘自尽了。”
“她留下什么样的遗书？”我好奇地问。
“只有一句话———我不是放蛊婆。”
我哑然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