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记载,直接继承了《新唐书》,文字如下:“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佯欢笑,发被观之,女己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仔细比较,《资治通鉴》这段文字基本采自《新唐书》。皇后看望新生公主,离开以后,武则天偷偷杀掉公主,然后伪装现场。唐高宗到场,武则天假装欢笑,掀开被子,发现公主已经死亡。询问左右,大家都说刚才皇后来过。于是皇帝大怒,认为是王皇后“杀吾女”。王皇后自然无法解释,于是皇帝开始产生废立皇后的念头。以上基本情节,两书都是相同的,而且细节越发生动详细。
但是,细节越生动越详细,越发引人怀疑。且不说《通鉴》对《新唐书》这种细节修改,已经使得过程发生变化。我们要问的是,倾向合理化的修改,意图是什么呢?在中国古史研究中,曾经有过一个“层累地构造学说”,意思是古代的历史随着时间而越来越清晰,恰好证明是后人缔造的结果。文学史上也有类似的问题,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和创造,最后的模样与初始状况相去甚远。宫廷秘史就符合了这种规律呢!所有的当事人都没有留下记录,那么后人是通过什么途径反而获得了更多的细节呢?所以,在今天,当我们面对的历史事实,有着一个由简至繁的描述过程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提出疑问。
王皇后在武则天入宫前已失宠
现在的史籍记录,不论是《唐会要》还是《新唐书》,对于王皇后地位的危机,多强调是小公主之死带来的后果。具体而言,就是唐高宗从此开始有了废后的念头。其实,王皇后的危机不是从小公主之死开始的,而后来王皇后的被废,也没有证据显示公主之死发挥了作用。
王皇后的危机,在武则天入宫之前已经显现。王皇后出身太原王氏,在当时是天下一等士族。王皇后虽然出身名门,名正言顺,但是她跟高宗的关系似乎从很早开始就存在问题。高宗与萧淑妃连续生育一儿两女,证以《唐会要》的说法“时萧良娣有宠,王皇后恶之”的记录是有根据的。武则天二进宫,是王皇后引进的,而王皇后的动机很难说是光明正大的,因为她召武则天入宫,依然是与萧淑妃争宠的继续,“欲以间良娣之宠”。只不过事与愿违,武则天“既入宫,宠待逾于良娣,立为昭仪”。王皇后引狼入室,萧淑妃的恩宠虽然解除,但是武则天后来居上,王皇后依然不得宠爱。
唐高宗不喜欢王皇后,才是王皇后的真正危机所在。也正是因为皇后有如此危机,她的舅舅柳爽才在永徽三年七月,酝酿确立太子之事。《新唐书》李忠本传记录到:“王皇后无子,后舅柳爽说后,以忠母微,立之必亲己,后然之,请于帝,又爽与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继请,遂立为皇太子。”显然,皇帝开始并没有同意皇后的请求,但是长孙无忌等朝中重臣纷纷出动,皇帝只好妥协同意。而立李忠为太子,文字记载很清楚,就是为了稳定王皇后的地位。而这个时候,武则天与唐高宗的第一个儿子尚未出生,更不要说公主之死了。
确立李忠为太子,并没有挽回壬皇后的地位危机。就在太子确立以后不久,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一个儿子出生。这个儿子被命名为李弘,而李弘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深长。南北朝以来,道教为主的社会传播渠道,一直盛传“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谶语,宣传李弘为真命天子。根据唐长孺先生的研究,唐高宗和武则天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李弘,就有应谶而为的意思。而当时李忠已经确立,这不正暗示着对李忠的不认可,也就是对王皇后的某种不承认吗?如果说王皇后的地位危机来自武则天的攻击:不如说来自唐高宗很久以来对她的冷淡,而唐高宗命名儿子为李弘,其实已经预示着皇后的更大危机。明确地说,这个时候,唐高宗如果还没有换皇后的念头,这些问题都无从解释。